第三四七章 迷惘的龚楚
首战告捷，捷报传到杨寰宇这里时，距离杨寰宇下达的进攻命令还不到一天。对于俘获的农民军将领龚楚，杨寰宇是有印象的。残存的记忆里，龚楚是农民军著名的叛将，而叛离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农民军分田政策中的过火做法不满。认为这些做法背离了他参加农民军的初衷，道不同自然不相为谋。
此时的龚楚已经在农民军中几次沉浮，作为百色暴动时的参谋长，在回归湘赣之后，他历任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、十二军参谋长，后又接任第七军军长。可随后他因向组织提出意见而被冠以“右倾机会主义”而被撤职，降职为模范团团长。当时，根据苏俄的指示，在苏区开展了“消灭地主”的运动，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，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，是万分残酷的。他们在未杀以前，用各种严刑拷打，以勒索金钱；等到敲榨净尽，才加以屠杀。在‘斩草除根’的口号下，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能幸免于死。龚楚正是对当时这种违反人道精神的过激行为表示了异议，就被戴上了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高帽被批判。
不久再次起复，任独立二十二师师长兼政委，后又任粤赣军区司令。可好景不长，不久之后，他因再次向组织提出建议，这一次是对毛润之主导的查田运动提出了异议，认为这样会挫伤民众的生产积极性。因为在查田运动中的再次重新分田地的行动，已经是在湘赣农民军控制区的第三次分田地了。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不再相信农民军的政策，谁知道这次分过，以后会不会再次分地呢？
在这个时代，化肥在农村还是非常罕见的。农民为了田地里的作物产量高点，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，积肥拾粪，改良田地。可一番辛苦之后，农民军一句原来的地分的有问题，所有的土地就又要再次分配，谁也不知道自己之前为了改良田地所付出的辛劳又便宜了谁。毕竟不是每户农民都是勤劳的，农村里，家庭富裕还是穷困的差距的产生，一方面家庭劳动力的差距，更重要的是勤劳和懒惰之间的差距，当然也有一些是天灾人祸的作用。
可总体来说，勤劳与懒惰的因素还是很大的。可这样毫无理由的推翻之前的分田方案，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，就是勤劳的农民们往往是之前的辛勤汗水白流了。相比于他们终日把时间花费在饬捯田地，那些懒惰些的农民会把时间花到参与各项革命活动之中，结果就是这些与农民军走的近些的懒惰农民反而在再次分田地时，把那些被勤劳的农民捯饬的好的良田被分给了懒惰农民。这就严重损伤了勤劳农民的种地的积极性，后果自然就是辖区粮食作物产量的下降。
龚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向组织提出了不同意见。但结果就是他再次被撤职，这一次还加上了开除党籍。就在龚楚心灰意冷的准备离开湘赣地区回老家的时候，正逢农民军总参谋长刘军神因为严重贫血要去医院治疗，龚楚被调到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。
不过他的代理时间并不很长，随着刘军神的回归，他再次被下放，任赣南军区司令，旋即又被降职为赣南军区参谋长，不久又被降到九军团任团长。短短三年多的时间，龚楚三起三落，终于让他认识到了农民军中的派系倾轧的严酷和无情。
之后他再想到不久前遇到的两件事，让他对自己现在所做的事展开了反思。当时正是苏区展开声势浩大的“查田运动”期间，有一天龚楚经过离瑞金十多里的龚坊，因为天气炎热，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。这个龚坊住的全是姓龚的居民，当他进入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，外面非常整洁，但走进大厅时，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！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，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。
屋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妇，还有三个小孩子，全身穿着破烂的衣服，形容憔悴。看见龚楚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走进来，非常惊恐，小孩子吓得哭起来。她们听见了特务员称龚楚为“司令员”，便悄悄地问特务员他姓什么，当他们知道他姓龚，知道是同宗，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龚楚面前，求龚楚救救他们的性命。
老太婆哭着说：“我家老头子是读书人，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，家里有十多亩田，两个儿子都在家里耕田。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，又打又吊，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。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元，把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，送去赎他们三人，可是金钱缴了，老头子仍被吊死，两个儿子也被杀了！现在他们还迫我们交五百光洋，否则老少六个都要坐牢。司令员啊，我们饭都没得吃，求您念在同宗的份上，替我们说句公道话，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，有位红军军长是姓龚的同宗，很早就想去找你了。”说罢，不断地磕头流泪。这时候，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，都替他们说情。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，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，因为他明白出面说情反会害了她们。
数月前龚楚率部经过福建长汀，有一位替他看过病的老中医来找过他，求他帮忙说，行医数十年在家乡买了七亩田早被没收了，两个药店伙记投了农民军，他不但每月仍要出粮给他们家属，还要缴一大笔捐款，缴不出来就要坐牢杀头。龚楚鼓起勇气向地方政府求情。不料，十多天后当龚楚由闽西回长汀，那个老中医已经被杀，药店被没收，孤儿寡妇已经沦为乞丐了！
龚楚觉得，他参加革命的志愿，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，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，更支持了他的思想继续发展，可是，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，使我印象最深的是：土地革命时，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；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，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，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，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，反而使生产萎缩，农村经济破产，民众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，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，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，彼此防范，除了听从农民军的命令之外，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。人性毁灭了，人道毁灭了，人格也毁灭了，自由平等，更谈不到，这样的革命手段，难道是他龚楚所应追求的理想吗？这些问题，使他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。
最后让他对农民军彻底失望的原因，则是他的老部下杨遇春的叛逃，以及肃反带来的“红色恐怖”让他彻底失去了信心。杨遇春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，参加过“南昌暴动”，二十岁出头，已经是农民军的独立师师长，但他家里是地主，在“查田运动”中，全家被杀的只剩他一人，愤而出走，向国防军投降。
而肃反中开展肃清“改组派”、“社会民主党”、“第三党”等运动，“百色暴动”的领导人李明瑞、“宁都起义”的领导人季振同、黄宗岳，“富田事变”中，农民军二十军七百多副排长以上包括军长肖大鹏、政委曾炳春在内的干部被集体处决。在此后各地大规模肃反中，杀了所谓的“AB团”七万多人、“社会民主党”六千二百人、“改组派”两万多人。血淋林的这些惨事让龚楚反复地想着，越想越想不通，使他终于对农民军的革命，开始发生了怀疑，同时“不要做李明瑞第二”，害怕被送上断头台，这种怀疑、失落、不满、反感、恐惧、厌倦，甚至绝望情绪相综合，使他在于胡链的遭遇战中，在部队已经崩溃的状态下，他并没有逃跑，而是选择了当俘虏。可以说，胡链能抓到龚楚完全是出于运气，换别人来，估计结果也差不多。
就在胡链在南丰的捷报上报不久，来自军事委员会的新命令下达了，要求卫立煌第二十七师这一路在南丰就地设防，暂停进攻。同时要求把龚楚送往武汉，杨寰宇要亲自见见这位曾经“朱、毛、龚”并称，如今却沦落成一个团长的传奇人物。并且随着电令的下达，前来接龚楚的专机也在南京起飞。
“嗯，比我小三岁，看上去却老了十岁。我们享受过相同的待遇，都被党开除过。”杨寰宇在他军委会的办公室里，见到龚楚的第一句话，就是一个善意的玩笑。龚楚不知道杨寰宇这个“都被党开出过”是什么意思，但他却在这里见到了一个意外的人，前华夏GCD的总书记陈独秀先生。
“嗯，这个待遇我也享受过！所以美国作家贺佛尔说：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，而是让人去信仰的！信仰经不起理性逻辑的检验，反思理解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皈依移植而来的无意识信仰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用理性的逻辑去检验，去反思。结果就是我们都被开除了。”听到杨寰宇的话，陈独秀深有感触地说。
或许是因为陈独秀的在场，也或许是因为陈独秀的这句话，让龚楚知道，眼前这位华夏目前的最高权力执掌者，与他也有过同样的信仰。突然间，龚楚好不容易在路上鼓足的勇气跑的无影无踪。在来到路上，龚楚不止一次的猜想杨寰宇见他的目的。招降？杀头？他甚至不止一次的设想着，他该如何的大义凛然一些，或者是高傲自矜一些。可是，被杨寰宇和陈独秀只用两句话，就让他之前设想的所有，都抛在了脑后。
因为他发现，他见到了可以理解他的苦闷、绝望、彷徨的心理的人，他见到了可以一诉心中委屈的人，他见到了与他一样有过内心挣扎，有过同样的理想的人。仿佛顷刻间，过去他眼里那个反动军阀，那个处处与伟大的苏俄作对的恶棍，如今看上去也并不令人感觉讨厌和憎恶了。
“来为这个国家贡献你的力量吧，我知道你，也知道你的才能，但还不够！我会安排你秘密去德国进修。等你进修回来，再来安排你的工作。”仿佛杨寰宇看穿了龚楚心里的那点想法，杨寰宇并没有说什么劝降的话，而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，安排了龚楚的未来。
“你不担心我再回去？或者你不担心我学成归来，再拉队伍和你对着干？”对于杨寰宇这种略带霸道的安排，龚楚有点不适应。同时，他还带着一丝疑惑。
“和我对着干？为什么？我做的那里不够好以致你要反对我？至于回去么，我想你不会再回去！因为那里给不了你想要的！在你心里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，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，你心目中所憧憬的，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。改造不平等的、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，建立平等自由、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。可在湘赣苏维埃，在所谓的‘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理论’。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，严刑逼供，放手杀人。这些恐怕都不是你想要的吧？”杨寰宇笑着问道。
“龚将军，或许你该在华夏的其它地方走走看看，然后和湘赣苏维埃做个比较。或许在华夏，现在还有不少地方依然不尽如人意，但政府主导的建设下，一切都在逐步好转。至少我觉得，眼下情况比湘赣好太多了。我就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做个反对党，给政府挑毛病，促使政府在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。或许十年二十年后，我们的华夏会走向我们希望中的富强的华夏。”陈独秀适时的插话道。
在陈独秀看来，以他的自知告诉他，他没有能力去治理华夏，让华夏变得富强。但他有能力看到华夏在那些地方做的还不够好！所以他甘心做个反对派，以反对派的身份对执政的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，然后由政府权衡利弊，来决定如何的改良。这似乎是给迷惘纠结中的龚楚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，让他觉得他又有了目标。仿佛及其自然的，双方都回避了之前双方敌对的立场，似乎他们从来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努力的战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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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的龚楚已经在农民军中几次沉浮，作为百色暴动时的参谋长，在回归湘赣之后，他历任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、十二军参谋长，后又接任第七军军长。可随后他因向组织提出意见而被冠以“右倾机会主义”而被撤职，降职为模范团团长。当时，根据苏俄的指示，在苏区开展了“消灭地主”的运动，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，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，是万分残酷的。他们在未杀以前，用各种严刑拷打，以勒索金钱；等到敲榨净尽，才加以屠杀。在‘斩草除根’的口号下，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能幸免于死。龚楚正是对当时这种违反人道精神的过激行为表示了异议，就被戴上了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高帽被批判。
不久再次起复，任独立二十二师师长兼政委，后又任粤赣军区司令。可好景不长，不久之后，他因再次向组织提出建议，这一次是对毛润之主导的查田运动提出了异议，认为这样会挫伤民众的生产积极性。因为在查田运动中的再次重新分田地的行动，已经是在湘赣农民军控制区的第三次分田地了。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不再相信农民军的政策，谁知道这次分过，以后会不会再次分地呢？
在这个时代，化肥在农村还是非常罕见的。农民为了田地里的作物产量高点，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，积肥拾粪，改良田地。可一番辛苦之后，农民军一句原来的地分的有问题，所有的土地就又要再次分配，谁也不知道自己之前为了改良田地所付出的辛劳又便宜了谁。毕竟不是每户农民都是勤劳的，农村里，家庭富裕还是穷困的差距的产生，一方面家庭劳动力的差距，更重要的是勤劳和懒惰之间的差距，当然也有一些是天灾人祸的作用。
可总体来说，勤劳与懒惰的因素还是很大的。可这样毫无理由的推翻之前的分田方案，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，就是勤劳的农民们往往是之前的辛勤汗水白流了。相比于他们终日把时间花费在饬捯田地，那些懒惰些的农民会把时间花到参与各项革命活动之中，结果就是这些与农民军走的近些的懒惰农民反而在再次分田地时，把那些被勤劳的农民捯饬的好的良田被分给了懒惰农民。这就严重损伤了勤劳农民的种地的积极性，后果自然就是辖区粮食作物产量的下降。
龚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向组织提出了不同意见。但结果就是他再次被撤职，这一次还加上了开除党籍。就在龚楚心灰意冷的准备离开湘赣地区回老家的时候，正逢农民军总参谋长刘军神因为严重贫血要去医院治疗，龚楚被调到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。
不过他的代理时间并不很长，随着刘军神的回归，他再次被下放，任赣南军区司令，旋即又被降职为赣南军区参谋长，不久又被降到九军团任团长。短短三年多的时间，龚楚三起三落，终于让他认识到了农民军中的派系倾轧的严酷和无情。
之后他再想到不久前遇到的两件事，让他对自己现在所做的事展开了反思。当时正是苏区展开声势浩大的“查田运动”期间，有一天龚楚经过离瑞金十多里的龚坊，因为天气炎热，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。这个龚坊住的全是姓龚的居民，当他进入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，外面非常整洁，但走进大厅时，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！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，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。
屋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妇，还有三个小孩子，全身穿着破烂的衣服，形容憔悴。看见龚楚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走进来，非常惊恐，小孩子吓得哭起来。她们听见了特务员称龚楚为“司令员”，便悄悄地问特务员他姓什么，当他们知道他姓龚，知道是同宗，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龚楚面前，求龚楚救救他们的性命。
老太婆哭着说：“我家老头子是读书人，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，家里有十多亩田，两个儿子都在家里耕田。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，又打又吊，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。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元，把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，送去赎他们三人，可是金钱缴了，老头子仍被吊死，两个儿子也被杀了！现在他们还迫我们交五百光洋，否则老少六个都要坐牢。司令员啊，我们饭都没得吃，求您念在同宗的份上，替我们说句公道话，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，有位红军军长是姓龚的同宗，很早就想去找你了。”说罢，不断地磕头流泪。这时候，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，都替他们说情。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，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，因为他明白出面说情反会害了她们。
数月前龚楚率部经过福建长汀，有一位替他看过病的老中医来找过他，求他帮忙说，行医数十年在家乡买了七亩田早被没收了，两个药店伙记投了农民军，他不但每月仍要出粮给他们家属，还要缴一大笔捐款，缴不出来就要坐牢杀头。龚楚鼓起勇气向地方政府求情。不料，十多天后当龚楚由闽西回长汀，那个老中医已经被杀，药店被没收，孤儿寡妇已经沦为乞丐了！
龚楚觉得，他参加革命的志愿，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，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，更支持了他的思想继续发展，可是，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，使我印象最深的是：土地革命时，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；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，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，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，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，反而使生产萎缩，农村经济破产，民众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，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，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，彼此防范，除了听从农民军的命令之外，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。人性毁灭了，人道毁灭了，人格也毁灭了，自由平等，更谈不到，这样的革命手段，难道是他龚楚所应追求的理想吗？这些问题，使他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。
最后让他对农民军彻底失望的原因，则是他的老部下杨遇春的叛逃，以及肃反带来的“红色恐怖”让他彻底失去了信心。杨遇春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，参加过“南昌暴动”，二十岁出头，已经是农民军的独立师师长，但他家里是地主，在“查田运动”中，全家被杀的只剩他一人，愤而出走，向国防军投降。
而肃反中开展肃清“改组派”、“社会民主党”、“第三党”等运动，“百色暴动”的领导人李明瑞、“宁都起义”的领导人季振同、黄宗岳，“富田事变”中，农民军二十军七百多副排长以上包括军长肖大鹏、政委曾炳春在内的干部被集体处决。在此后各地大规模肃反中，杀了所谓的“AB团”七万多人、“社会民主党”六千二百人、“改组派”两万多人。血淋林的这些惨事让龚楚反复地想着，越想越想不通，使他终于对农民军的革命，开始发生了怀疑，同时“不要做李明瑞第二”，害怕被送上断头台，这种怀疑、失落、不满、反感、恐惧、厌倦，甚至绝望情绪相综合，使他在于胡链的遭遇战中，在部队已经崩溃的状态下，他并没有逃跑，而是选择了当俘虏。可以说，胡链能抓到龚楚完全是出于运气，换别人来，估计结果也差不多。
就在胡链在南丰的捷报上报不久，来自军事委员会的新命令下达了，要求卫立煌第二十七师这一路在南丰就地设防，暂停进攻。同时要求把龚楚送往武汉，杨寰宇要亲自见见这位曾经“朱、毛、龚”并称，如今却沦落成一个团长的传奇人物。并且随着电令的下达，前来接龚楚的专机也在南京起飞。
“嗯，比我小三岁，看上去却老了十岁。我们享受过相同的待遇，都被党开除过。”杨寰宇在他军委会的办公室里，见到龚楚的第一句话，就是一个善意的玩笑。龚楚不知道杨寰宇这个“都被党开出过”是什么意思，但他却在这里见到了一个意外的人，前华夏GCD的总书记陈独秀先生。
“嗯，这个待遇我也享受过！所以美国作家贺佛尔说：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，而是让人去信仰的！信仰经不起理性逻辑的检验，反思理解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皈依移植而来的无意识信仰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用理性的逻辑去检验，去反思。结果就是我们都被开除了。”听到杨寰宇的话，陈独秀深有感触地说。
或许是因为陈独秀的在场，也或许是因为陈独秀的这句话，让龚楚知道，眼前这位华夏目前的最高权力执掌者，与他也有过同样的信仰。突然间，龚楚好不容易在路上鼓足的勇气跑的无影无踪。在来到路上，龚楚不止一次的猜想杨寰宇见他的目的。招降？杀头？他甚至不止一次的设想着，他该如何的大义凛然一些，或者是高傲自矜一些。可是，被杨寰宇和陈独秀只用两句话，就让他之前设想的所有，都抛在了脑后。
因为他发现，他见到了可以理解他的苦闷、绝望、彷徨的心理的人，他见到了可以一诉心中委屈的人，他见到了与他一样有过内心挣扎，有过同样的理想的人。仿佛顷刻间，过去他眼里那个反动军阀，那个处处与伟大的苏俄作对的恶棍，如今看上去也并不令人感觉讨厌和憎恶了。
“来为这个国家贡献你的力量吧，我知道你，也知道你的才能，但还不够！我会安排你秘密去德国进修。等你进修回来，再来安排你的工作。”仿佛杨寰宇看穿了龚楚心里的那点想法，杨寰宇并没有说什么劝降的话，而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，安排了龚楚的未来。
“你不担心我再回去？或者你不担心我学成归来，再拉队伍和你对着干？”对于杨寰宇这种略带霸道的安排，龚楚有点不适应。同时，他还带着一丝疑惑。
“和我对着干？为什么？我做的那里不够好以致你要反对我？至于回去么，我想你不会再回去！因为那里给不了你想要的！在你心里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，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，你心目中所憧憬的，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。改造不平等的、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，建立平等自由、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。可在湘赣苏维埃，在所谓的‘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理论’。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，严刑逼供，放手杀人。这些恐怕都不是你想要的吧？”杨寰宇笑着问道。
“龚将军，或许你该在华夏的其它地方走走看看，然后和湘赣苏维埃做个比较。或许在华夏，现在还有不少地方依然不尽如人意，但政府主导的建设下，一切都在逐步好转。至少我觉得，眼下情况比湘赣好太多了。我就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做个反对党，给政府挑毛病，促使政府在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。或许十年二十年后，我们的华夏会走向我们希望中的富强的华夏。”陈独秀适时的插话道。
在陈独秀看来，以他的自知告诉他，他没有能力去治理华夏，让华夏变得富强。但他有能力看到华夏在那些地方做的还不够好！所以他甘心做个反对派，以反对派的身份对执政的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，然后由政府权衡利弊，来决定如何的改良。这似乎是给迷惘纠结中的龚楚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，让他觉得他又有了目标。仿佛及其自然的，双方都回避了之前双方敌对的立场，似乎他们从来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努力的战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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